《自己的话是让别人看的》、《怀念母亲》季羡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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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在清华，我入的是西洋文学系，但是，在所有的课程中，我受益最大的不是正课，而是一门旁听课──陈寅恪先生的「佛经翻译文学」与一门选修课──朱光潜先生的「文艺心理学」，也就是美学。这两门课对我以后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。我搞－点比较文学和文艺理论，显然是受了朱先生的熏陶；而搞佛教史、佛教梵语和中亚古代语言，则同陈先生的影响分不开。  

　　寅恪先生讲课，同他写文章一样，先把必要的材料写在黑板上，然后再根据材料进行解释、考

www.dbk123.com 证、分析、综合。他的分析细入毫发，如剥蕉叶，愈剥愈细，愈剥愈深，而且一本实事求是的精神，不武断、不夸大、不歪曲、不断章取义。读他的文章，听他的讲课，简直是一种享受，无法比拟的享受。这种学风，同后来滋害流毒的「以论代史」的学风，相差不可以道里计，也影响了我的一生。  

　　此外，寅恪老师朴素无华，经常掖下夹着一个布包，里面装满了讲课时用的书籍和资料，匆匆来上课。不认识他的人，决不会想到，他就是名扬海内外的大学者。他同当时清华留洋归来的多数西装革履、发光鉴人的教授迥乎不同，在这方面，他也给我留下毕生难忘的印象，令我受益无穷。  

　　留德十年　苦攻绝学  

　　问：负笈德国，是您人生的重要一站，您在德国确定了一生的研究方向，专攻印度学、中亚文字学，不知您当时选择这些「绝学」，有些甚么深意？  

　　答：留学德国，是我生平第一次重大抉择。一九三五年、我的母校清华大学同德国学术交换处签定了一个互派研究生的合同。我当时从清华毕业已一年，在故乡济南省立高品中任教，得知这个消息，立刻报名，很快通过了。于是，这一年的夏天，我离别老亲、少妻、幼子，到了德国哥廷根大学，开始长达十年的留学生活。前面谈到，在清华时受陈寅恪先生的影响，我就有志于梵学，到了德国，这个愿望终于可以实现。我当时日记中这样写到：「我又想到我终于非读梵文不行。中国文化受印度文化的影响太大了。我要对中印文化关系彻底研究一下，或能有所发明。在德国能把想学的几种文字学好，也就不虚此行了；尤其是梵文，回国后再想学，不但没有那样的机会，也没有那样的人」。  

　　在哥廷根大学，我选的主系是印度学，两个副系是英国语言学和斯拉夫语言学。我学习了梵文、巴利文、俄文、南斯拉夫文、阿拉伯文等等，还选了不少别的课。  

　　尤其值得一提的是，还意外学到了吐火罗文。  

　　人的一生中有很多偶然性，它能给人招灾，也能给人造福，我学习吐火罗文，就与偶然性有关。  

　　说句老实话，找到哥廷根以前，没有听说过甚么吐火罗文。到了哥廷根以后，读通了吐火罗文的大师西克教授就在眼前，我也还没有想到学习吐火罗文。原因其实是很简单的，我要学三个系，已经选了那么多课程，学了那么多语言，已经是超负荷了。我是有自知之明的，我学外语的才能不能说一点没有，但是决非语言天才。我不敢在超负荷上再超负荷。而且我还想到，我是中国人，到了外国，我就代表中国。我学习砸了锅，丢个人的脸是小事，丢国家的脸是大事，决不能掉以轻心。因此，我随时警告自己：自己的摊子已经铺得够大，绝不能再扩大了。这就是我当时的想法。  

　　但是，二战爆发后，我的导师瓦尔德施米特被微从军，他的老师，已经退休、年逾古稀的西克教授出来代理他。西克对我这个异域青年寄托极大的希望，一定要把他的绝学传授给我，要我跟他学习吐火罗文。我想，除了个人感情因素之外，他是以学术为天下公器，想让印度学和吐火罗文在中国生根开花。  

　　总之，我是学了这种语言，而且把学到的知识带回了中国。尽管我始终没有把吐火罗文当作主业，中间还由于种种原因我几乎三十年没有搞，只是由于另外一个偶然性，我才重操旧业。但是，这一种语言的研究在中国毕竟算是生了根。中国的吐火罗学，再扩大一点说，中国的印度学，现在可以说是已经奠了基。我们有一批朝气蓬勃的中国梵文学者，是已故金克木先生和我的学生以及我们的学生的学生，当然，也可以说，是西克教授和瓦尔德施米特教授的学生的学生的学生。他们将肩负起繁荣这一门学问的重任。  

　　问：您刚才谈到人生的偶然性，这使我想起人们常说的：机会总是为有准备的人准备的。您没有清华的准备，就不会想到学梵文；您作为异域学子，如果没有杰出的表现，德国老教授也不会执意收您为弟子，主动教授吐火罗文。尤其您留德期间，正是二战时期，处境一定十分艰难。听说您在德十年，每天都记日记，有人誉之为「一部中国留学生求学奋斗史」，不知后来可否发表？  

　　答：没有，没有时间整理和考虑。  

　　三十五岁任北大教授兼东语系主任  

　　问：据知您留学回国后，三十五岁就当上了北京大学的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，四九年新中国成立后，又被评为全国可数的一级教授之一、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等等。回顾这段经历，不知您有些甚么感想？  

　　答：二战结来后，我离开德国，于一九四六年夏辗转回到阔别十一年的祖国。  

　　通过陈寅恪先生介绍、胡适之先生与传斯年先生和汤用彤(钖予)先生的同意，来到北大工作。同时，我写信给英国剑桥大学，谢绝了剑桥之聘，决定不再回欧洲。按北大当时的规定，从海外得了博士学位回国的人，只能任副教授，在清华叫做专任讲师，须经过几年的时间才能转正教授。可是，大大出我意料，至多不过十天，用彤先生通知我，我被补聘为正教授兼东语系系主任，并且还兼任文科研究所的导师。前二者我已经不敢当，后一者人数极少，都是饱学宿儒，我一个三十多岁、名不见经传的毛头小伙子，竟也滥竽其间，我真是既感光荣，又感惶恐不安。我知道这是前辈师长对我的提携和爱护，这对我五十多年在北大的工作一直起着激励的作用。  

　　四九年后，我继续「鸿运亨通」，可以说，刚过不惑之年，一个中国读书人所能期望的最高荣誉和利益，我都已稳稳地拿到了手中o

　　但是，我是一个颇有一点自知之明的人。我知道，我之所以能够如此，与锡予先生不声不响的提携是分不开的。  

　　至今我在燕园内外有颇令人满意的口碑，好像我真是淡薄名利，与人无争。难道我真就这样好吗？我的道德真就这样高吗？不，不是的。我虽然不能把自己归于坏人之列，因为除了替自己考虑之外，我还能考虑别人。但我也决非圣贤，七情六欲，样样都有；私心杂念，一应俱全。可是，既然在名利两个方面，我已达到了顶峰，我还有甚么可争呢？  

　　现在回想起来，我的一生，虽也遭逢过大大小小的灾难，像十年浩劫那样中国人民空前的灾难，我也不幸「躬逢其盛」，几乎把一条老命搭上，然而，我仍然觉得自己是幸运的，赶上了许多意外的机遇。  

www.dbk123.com 　　俗话说：「一个禽笆三个桩，－个好汉三个帮」。如果没有人帮助，一个人会是一事无成的。在这方面，我就遇到了极幸运的机遇。生平帮过我的人无虑数百，要举出人名的话，我首先要举出的，在国外有两个人：一个是我的博士论文  
导师瓦尔德施米特教授，另一个是教吐火罗语的老师西克教授。在国内有四个人：一个是冯友兰先生，如果没有他同德国签定德国与清华交换研究生合同的话，我根本到不了德国。另外是胡适之先生，汤用彤先生，尤其是陈寅恪先生，如果没有他的影响的话，我就不会走上现在走的这一条治学道路。  

　　总之，我生平要感谢的师辈和友辈颇有几位，尽管我对我这一生并不完全满意，但是有了这样的师友，我可以说是不虚此生了。  

　　《牛棚杂忆》不出对不起子孙后代  

　　问：您刚才谈到「文革」遭遇，读过您的「牛棚杂忆」，给人震憾很大。据说您认为，这本书非出不行，不出对不起子孙后代。您是怎样考虑的？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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